旅居北京 北大教授霍德明：台灣快邊緣化了

旅居北京 北大教授霍德明：台灣快邊緣化了

【經濟日報╱特派記者吳父鄉／北京專題報導】 2013.04.01 04:30 am

「今年初，我返台待了一段較長的時間，我突然感覺到，台灣就像《桃花源記》中形容的『不知有漢，無論魏晉』。儘管安樂宜居、但已在全球化趨勢中被邊緣化。」從台灣移居大陸的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教授霍德明，這樣描述他現在看到的台灣。 3月的北京仍是春寒料峭，未名湖上冰霜仍未完全化開，湖畔的朗潤園曾是清代皇家園林，古色古香的四合院落內，來自台灣的霍德明即將在這裡邁向第9個年頭。在美國留學與在政大15年教職生涯之外，大陸是霍德明人生中第3個長住的地方。 霍德明認為，台灣之所以會從亞洲四小龍之首，至今落後於香港、新加坡與南韓，最大的問題出在，沒趕上國際化的趨勢。 他直言，當年蔣經國總統過世後，台灣就陷入本土化的陷阱中。也由於過份強調本土化，以致政策過份保護當地人的權利，嚴重排外；將國際資源、人才拒於千里之外，才會造成今日失敗。 霍德明說，「本土化對台灣的副作用，就是陷在自己的桃花源裡」，桃花源沒有不好，但陷在自我感覺良好的桃花源內，讓台灣失去國際化的最佳時機。 霍德明原是政大金融系系主任，在台灣學術界有「經濟學新四人幫」稱號。他1998年起在政大EMBA任教，經常帶著在銀行擔任中高階層幹部的學生到大陸交流，過程中，他看到大陸的突飛猛進。 2005年，因有機會到北京大學客座半年，2006年便毅然放棄政大教職與公職身分，選擇「出走」，正式在北京大學任職，並舉家遷往北京。當時媒體大肆報導他的「出走」，不留情面地批評他拿著教育部的資源，去投效其它陣營。 面對這些，霍德明淡然地說，在北京大學，他看到的是來自全世界的交流，這是在台灣從未見過的。他也開玩笑說，「即便北京有霧霾，但空氣仍是廣闊的（指國際化）」。 他回想，2004年代表政大商學院出席北京清華經營管理學院20周年院慶；當時，來自麻省理工學院、芝加哥大學、史丹佛大學的院長級人物都共聚一堂，大家一起討論，該如何改良教育，才能讓專業經理人的財務訓練符合世界趨勢。 然而，隔天回到政大，教授討論的是：EMBA學程該修多少學分才能畢業？哪位老師該教什麼課？「當下，一股噁心湧上，我很想吐，很悶，我得了憂鬱症。」 霍德明強調，當時還未滿50歲的他，還有理想，不想待在封閉的「桃花源」裡。 他自曝，2003年到2004年還在政大時，辦公室就在商學院大樓最高的12樓邊間；他常遠眺木柵山區，看著青山、藍天，常常心情煩悶到一度想跳下去（跳樓）。他看不到學生未來，最優秀的學生，畢業後只有糊口的工作，讓他充滿憂心。 當時他不斷反問自己，「我在幹什麼？」 霍德明表明，「站在這個崗位上（指教職），要多想一些未來」； 他骨子裡流著奮鬥的血液，他反問自己：我想藉自己的力量，替學生開一扇門。」 【2013/04/01 經濟日報】

不滿教改政策 他們集體出走…

記者陳雲上╱北京報導

早在二○○六年六月中國大陸啟動「千人計畫」攬才的前幾年，台灣大學國企系教授巫和懋、台大經濟系教授朱家祥，以及政大金融系教授霍德明，是國內「首發」集體跳槽到大陸北京大學授課的台灣菁英學者，當年他們因不滿台灣的大學體制改革、校園學術風氣弱化而出走，一度引發學術界大震撼。

如今，三位教授的研究室坐落在北京大學東北角最美的「朗潤園」內，對於台灣近年面臨的教育、人才危機，現任北大「國家發展研究院」朗潤講座教授巫和懋依然關心也憂心。他認為，只要台灣教改和大學法有關「校園民主體制」、「教授計點制度」不改，台灣人才出走問題終將難解，恐會自食惡果。

走進北大國家發展研究院所在地「朗潤園」，有如進了清宮戲裡的王爺府，這裡是北大重點文物保護的前清王府，古典的建築院落，外圍環繞著北大最美的「未名湖」，未名湖一九二一年由國學大師錢穆命名，展現了知識分子追求「淡泊名利、寬容無爭」的心境。

接受台灣媒體專程到訪，巫和懋原不願再提當年過往。但心疼台灣近年因教改、教學體制變革導致日益愈嚴重的人才外流、產學失衡等問題，巫和懋忍不住重話挑明 「再不改革！台灣人才沒有救！」

兼任中國人力資本與國家政策研究中心常務副主任、中國經濟學年會秘書長的巫和懋，十年前就喊出「台灣大學教育制度出問題，改革誤導方向」；如今，台灣人「自食惡果」，「若還不能改正制度，台灣人才問題終將難解」。他說，大學法、教授評比、中學教育、教改等政策，都要全盤檢討，而且要由總統統籌，要把人才當成國家安全的重要議題。

他指出，台灣施行所謂的「校園民主」，系主任由系內老師選出，院長由院內老師選出，校長由老師來選。系主任因有選民壓力，誰也不得罪，每選一次，系內就分裂一次，對立、鄉愿心態更嚴重，結果「該淘汰的，最終都沒能淘汰」，這種以「選票」為前提的校園民主，一開始就不對。

巫和懋表示，美國制度是從上而下，校長是由董事會指定、院長由校長指定、系主任由院長指定，這種制度之下，系主任才可要求老師，因為「大學是菁英、不是民粹」。但台灣的校園民主由下而上，造成大學裡派系叢生。

另外，一九九三年國科會提出「教師評量制度」更是問題。老師研究發表以點數計算，學者為了「拚點數」，一個成果發表可能寫成輕薄短小的三篇，但欠缺重要性、學術延貫性；相較於美國、大陸對教授的評量，在乎的是學術價值和學術貢獻，台灣校園在這種人際關係充斥、玩點數的遊戲下，劣幣逐良幣，大學本該是人才培育中心，如今反成了人才危機的核心。

十年教改，是巫和懋心頭的另一個痛。他說，教改導致台灣的大學林立、大學生素質滑落、技職教育荒廢，當年教改的後遺症，讓大家都嘗到苦果；台灣如果真想搶救人才危機，就要趕快把當初錯誤的制度一一調整回來。

【2013/03/12 聯合報】

大陸北京大學教授巫和懋，多年前從台大國企系被大陸挖角，如今的研究室就在清朝的恭親王府裡。 記者盧振昇╱攝影

薪水低於行情 還要被叫肥貓…

記者李承宇╱台北報導

香港某大學幾年前想挖角專攻中國思想史的中研院副院長王汎森，開出了月薪台幣八十萬元加宿舍，這樣的薪資是台灣教授薪水的八倍。工研院一名光電領域的主管，年薪約一百五十萬元，遭大陸企業以近新台幣七百萬元的年薪挖角。原本在台大教書的香港應用科技研究院副總裁吳恩柏，曾在接受媒體訪問時表示，大陸崛起是人類歷史上近百年來的大事，會去香港，是希望能就近觀察並參與。

「大陸用人很敢給，業界找人才本來就是這個樣子。」工業技術研究院院長徐爵民認為，除了錢之外，台灣整個大環境的氛圍並不利台灣在國際上搶才、留才。社會輿論一片撻伐「肥貓」聲浪下，公立機構財團法人成員的薪資不得超過部長級待遇，後來因延攬高階人才的聲浪擋不住，才規定放寬為可以特案處理。

「但如果我跟海外人才談好，簽特案上去，沒被批准怎麼辦？」徐爵民表示，工研院有董事會，如果胡亂用人，根本過不了董事會那關。「如果我找一個國際級的人才來台研發，給了第一年的研究經費，誰知道第二年的預算會不會被砍？」工研院每年約八十億元的研發經費十年沒變，政府一年的科技預算約一千億元，但三星一年的研發預算就有約新台幣三千億元，我們怎麼留得住人才？

薪資遠低於國際行情，不時又要遭受「肥貓」的罵名，「肯留在台灣工作的人才，一定要很愛台灣。」徐爵民苦笑說。

大陸地方大、發展機會多，不光是挖角台灣人，美國、歐洲好的人才也在挖。徐爵民認為，在人才國際流動頻繁的今日，不要把去大陸工作的人才當成「叛國」，反而應回頭檢討台灣的發展機會、薪資條件為何留不住人。

「台灣的人才危機是個沉重的問題」，徐爵民說，一九九○年到兩千年，科學園區剛開始發展，「偉大的計畫加上股票分紅」，是吸引不少留美人才回台灣的誘因。他坦言，這幾年去海外找人，台灣能給的誘因比十幾年前少很多。但他認為，優秀的人才要能源源不絕進來，靠學校教育，以及自己培養比向外挖角實在。

【2013/03/12 聯合報】